随着家庭收入中位数基本停滞以及富人的财富份额不断增加，资本主义显然已经越来越不公平，也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忽然之间，资本主义好像是病了。那些敬重资本主义过往成就的明智者想要拯救它并不断提出各类诊断和补救措施。但他们的建议有时会与那些破坏系统的人重叠，使得传统的左右派区分变得毫无意义。幸运的是，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拉古兰·G·拉贾（Raghuram G． Rajan）用他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来应对这一问题。在他的新书《第三根支柱：市场和国家是如何抛弃了社区》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滋生的癌症既不是“利维坦”（国家）也不是“巨兽”（市场）的失败，而是社区的

很多人似乎正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随之失去的还有他们对经济学家的信心，毕竟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纽约时报》记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的新书《经济学家的重要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们中那些不赞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还是受到了这个学派过多的影响？如果剑桥学派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响力更大，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更小，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里的剑桥，我指的当然是英国的剑桥。50年前，当我在剑桥大学

在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另一种“疫情”早已在美国肆虐，2018年死于这一“疫情”的美国人比迄今为止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还要多。我们所说的“绝望死亡”——由自杀、酒精相关肝病和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每年6.5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15.8万人。绝望死亡人数的上升主要集中在美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当中。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死亡率却有所上升。2014年至2017年，所有美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都有所下降。这是自1918-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预期寿命首次出现三年下降。随着两种“疫情”同时肆虐，预期寿命

特朗普政府应当对美国未能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负上主要责任，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有提及的原因，那就是1787年的康涅狄格大妥协。这一事件在当年发生之时就阻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因此削弱了国会对疫情的应对能力。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无论是较小还是较大的州都不同意实施代表制，因为前者要求各州地位平等，后者则主张人口数量与代表数量对等。最后达成的折衷方案是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其中一院对应民众，一院对应各州。在众议院，议员席位数量与各州人口数量成正比；在参议院，无论各州人口多寡都能指派两名参议员。结果当前最大的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纽约州）虽然拥有全美1/3的人口，却仅占据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