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猛踩刹车

 

 

 

曾经的欧洲经济“火车头”，近年来却“猛踩刹车”。

 

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德国2019年全年GDP增速为0.6%，较2018年的1.5%、2017年的2.5%大幅放缓，创下6年新低。

 

 

近年来德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一方面，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贸易紧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出口；另一方面，由于汽车销售放缓和汽车行业向环保转型，德国国内汽车业也面临很大压力。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1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车市需求疲软影响，包括大众、宝马、戴姆勒在内的德国汽车企业去年产量为466万辆，较前一年下滑9%，创下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VDA预计今年汽车行业将面临更艰难的时刻。

 

对于2020年，德国央行此前的预测认为，实际GDP可能只增长0.5%左右。

 

即便如此，德国政府坚持不借债，有钱不花完，年年攒“棺材本”。看似良好财政习惯的背后，其实掩盖着德国经济实实在在的瓶颈——没有开创性产品问世，在新一轮数字革命中缺席，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即使得到了民意支持，突破了法律对财政刺激的限制，德国政府依然找不到配套的产业加以扶植，德国经济的问题并非单靠一大波财政刺激“撒币”就能解决。

 

01

经济“哭惨”，德国政府坚持不刺激

 

在欧元区乃至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德国财政是最健康的，没有负债，而且近年来每年都有数百亿欧元的盈余。

 

2016年和2017年，德国财政盈余各占当年GDP的1.2%；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1.7%，为580亿欧元；2019年上半年，盈余更是达到GDP的2.7%，为453亿欧元。

 

硬币的另一面是，德国经济增速每况愈下，在主要经济体中敬陪末座，现在法国成了欧元区增长的主力。2017年三季度以来，德国经济陷入颓势，2019年险些出现技术性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环比负增长）；二季度环比负增长0.2%，三季度增速初值0.1%（预期-0.1%）。

 

 

德国制造业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去年9月IHS Markit德国制造业指数创123个月新低，为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月份；10月制造业裁员速度创2010年1月以来最快，各主要工业产业的运营情况处于恶化状态，机械工程和运输设备等资本商品部门急剧萎缩；至2019年11月，德国制造业PMI已经连续11个月低于荣枯线。

 

来源：IHS MARKIT

 

而且，德国制造业的颓势已经向服务业传染。去年9月IHS Markit德国服务业指数创三年新低，新增就业创17个月新低。

 

来源：IHS MARKIT

 

 

国际组织和经济界一直在呼吁德国财政发力刺激经济。

 

刚刚卸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拉吉离任前就呼吁，欧洲各国财政上要发力，和欧洲央行的刺激政策形成合力，拉动欧洲经济。欧洲央行新任行长拉加德也持同样看法，她就任后公开要求拥有预算盈余的德国、荷兰、卢森堡等国家，将预算盈余投资于基建、教育和创新。

 

但是，德国政府依然坚持不搞财政刺激。德国三季度GDP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增长，避免了技术性衰退。当时德国财长肖尔茨随即出面放话称，三季度GDP数据可能终结了有关财政刺激的辩论。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8月也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注意到任何财政刺激的需要” （ “I don’t see the need for fiscal stimulus.”） 。

 

一面是经济有陷入衰退之虞，一面是拒绝财政刺激拉动经济，这种奇怪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2

财政刺激的技术性限制

 

从技术层面看，德国联邦政府能用于财政刺激的资金规模较小。

 

德国联邦政府只掌握财政盈余的一部分。以2019年上半年453亿欧元财政盈余来说，德国联邦政府拥有177亿欧元，16个联邦州拥有127亿欧元；各市镇拥有71亿欧元；社保体系拥有77亿欧元。

 

换句话说，这笔钱不完全是由德国联邦政府支配的，默克尔政府的财政空间只有180亿欧元左右。

 

而默克尔政府已经增加了减税和福利支出（例如2018年推出的儿童住房金，给每个儿童10年12000欧元的补贴，到2020年底预计需要100亿欧元），已经消耗了自身的财政盈余，限制了德国联邦政府的财力。

 

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德国为了避免负债设立了两个财政限制——“黑零”和“债务刹车”。

 

“黑零”方针要求德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没有债务时呈现出的黑字。

 

“债务刹车”原则于2011年正式写进德国基本法（效力等同于宪法，需要联邦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修改）。这一原则规定，德国联邦政府赤字仅能占GDP的0.35%（约120亿欧元），而且德国各州需要在2020年之前彻底消除其结构性赤字，达到预算平衡。

 

因此，即使突破这两个财政限制，德国联邦政府能动用的资金规模仅在500亿欧元上下。这对于GDP规模近4万亿美元，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来说，效果有限。而且，如果不能持续性进行财政刺激，效果更要打折扣。

 

03

民意不支持财政刺激

 

上文提及，要大规模举债进行财政刺激，需要德国两院三分之二同意。但眼下，德国政坛四分五裂的情况，显然没有这种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过去一百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和70-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曾经爆发过财政赤字失控和恶性的通货膨胀，惨痛的教训使得德国民众对恪守财政纪律异常执着。

 

魏玛共和国积极地以赤字和印钞来维持经济运行，从1923年5月起，纸马克的数量开始失控。它从4月的8.61万亿猛增至5月的17.34万亿，8月更增至669.703万亿。当时，德国批发价格飙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从1919年底到1923年11月增长了1183%。

 

1918年一战结束时，原本能买5000亿个鸡蛋的钱，五年后却只能买一个鸡蛋。1923年11月，一个月的时间，美元兑纸马克的价格已增长了8912%。纸马克实际上已如同废纸。恶性通货膨胀使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状况恶化，尤其是中产阶级。人们饥寒交迫，政治极端主义开始兴起。

 

而且，财政赤字这一道口子一开，很容易上瘾。放眼欧洲和美国，财政刺激或许能使这些国家短暂地走出衰退，但无一例外是在债务泥淖中越陷越深，这些德国人都看在眼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后，推出的1.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刺激效果到2019年二季度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二季度，美国GDP增速从一季度的3.1%下滑至2%，三季度进一步下滑至1.9%。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美联储三个月降息三次，共75个基点。

 

财政刺激最明显的负面作用就是近乎失控的国债。在特朗普不到三年的任期里，美国国债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总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高达数十亿美元。

 

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前车之鉴，德国人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更何况在德国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及稳定的雇佣制度下，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较高且稳定，没有很大的房贷和房租压力，薪资水平仍然在持续上涨，通胀低，失业率稳定在5%上下的水平。

 

因此，虽然经济出现下滑，要使德国民众支持财政刺激恐怕需要更大的经济危机才行。

 

事实上，德国2009年之后，就没有再搞过财政刺激。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在数月之内，连续推出两项财政刺激计划，第一项规模320亿欧元；第二项规模500亿欧元，用于基建、医保、职业培训和汽车行业补贴等。此外，德国还通过了高达5000亿欧元的金融“救市”方案。

 

德国经济当下的状况，和2008-09相比显然“还不够惨”。当时，德国经济已经处在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德国2009年经济负增长-5.6%，出口一塌糊涂。而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11月的报告指出，德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结束，但“广泛而严重的衰退”仍不太可能。

 

来源：世界银行

 

虽然，一直有人呼吁德国“未雨绸缪、先发制人”，但德国当下的社会氛围，给不了政治人物作出一些前瞻性举措的空间了。德国经济没有到2009年那样山穷水尽的地步，德国政府和社会也很难达成共识，举债刺激经济。

 

04

德国政府的现实困境和考虑

 

除了在德国现行法律规定和民意基础下，能够用于财政刺激的资金规模有限以外，德国政府也有现实和政策面的考虑。

 

一是，德国单独搞财政刺激没有意义。即使欧元区所有有财政盈余的国家一起搞财政刺激，也只有一时一地的作用，更何况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救市，才换来这十年的经济繁荣。如果德国自己冲，其他国家不配合，这钱注定打水漂。

 

其次，德国经济遇到了结构性瓶颈，基本上处于“无项目可投”的窘境，这不是简单靠财政刺激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鼓励创新，松绑经济体制，重构德国的经济大厦。

 

二战以后，德国经济经过70多年稳步发展，把传统工业中能做的产品和产业几乎都做了，而且做到了极致，纵向上看德国的优势产业几乎没有提升空间。德国经济又被大企业把持，资源集中在传统的优势部门，产品线有条不紊地从一个产品到下一个 劳产品，劳工按部就班地在体系内接受训练，横向上发展新产业缺乏弹性和空间。

 

德国的产业就像曹操在赤壁把船都连起来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惯性异常强大，对新事物的反应比其他国家慢，一些战略新兴产业需要冒险家和资金做战略投资，这些几乎在德国找不到。

 

结果就是，德国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几乎完全踏空，这一点被中美完败。即使是德国称霸的汽车产业，也面临被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的危险。2018年底，德国路上有4500万辆汽车在跑，新能源汽车只有区区20万辆。

 

德国财政刺激可能的标的是基建，目前德国约有11%的基建老化，但大规模开工搞基建，环保组织的强大阻力导致大型基建项目难产已经是司空见惯。

 

第三，德国需要为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做准备，更需要防备黑天鹅事件。

 

德国的利率7年来已经比日本还低，后者曾是不景气和通缩的代名词。2018年，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1.462%。二战之后五六十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陆续退休，是对德国社保体系是可以预见的沉重负担。

 

另一个潜在的支出是军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施压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增加到2%的标准。而2014年北约成员国也达成协议，在10年内逐步将国防预算提高至GDP的2%。德国2018年军费495亿美元，占GDP的1.2%。增加到GDP的2%，意味着德国还需要增加近330亿美元的开支，这几乎等于将德国联邦政府的盈余掏空。

 

资本主义十年一危机的周期魔咒没有消除，对德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英国脱欧、贸易、伊核问题，随时可能引爆。在货币政策已经利用到极致且效果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德国选择在财政上留一手也是情有可原。今年9月，沙特阿美核心石油设施遇袭，刺激油价一日暴涨20%，对于每日需要进口170-180万桶原油的德国来说，理应留有预算为石油危机重演做好预案。

 

如今，默克尔总理的任期还有两年不到，已经宣布不再连任，选择不刺激平稳过渡将财政盈余作为遗产，交给下一届政府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总而言之，德国经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形态，但错失了信息革命的德国，经济失去了最大的增长动力。存量受到挑战，新的增长点迟迟找不到，这是德国经济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这靠经济刺激是解决不了的。

 

俗说话，危机倒逼改革。德国经济沉浸在二战后70年的繁荣里，温水煮青蛙，在既定道路上走到黑，既然没有创造出iPad、iPhone和特斯拉这些颠覆性产品，对德国改革经济、财政制度的希望，也只能是一种奢望。